白癜风—历史溯源

　　祖国医学对白癜风的认识历史悠久，内容丰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为我国现已发现的较古医方书，其中“白处”病名是白癜风的较早记载。

　　《内经》对皮肤的生理和病理，以及诊疗原则的阐述，同时也记载了应用渍法、熨法、浴法、刺法、灸法等外治法诊疗外科疾病的经验。为后世论治白癜风奠定了基础。

　　汉代《华佗神医秘传》强调对白癜风的诊疗，以外治方法为主。同时得重视的是，汉代已注重内服与外治相结合的方法诊疗白癜风，为后世诊疗白癜风又拓开新途。

　　晋代，葛洪着《肘后备急方》（公元3世纪）论及白癜风的病名、病程及诊疗，如“白癜风，一名白癞，或谓龙舐”。白癞，是麻风病的一种，然其病理机制与白癜风相类，古医者在诊疗上同样对待，说明在晋代，对白癜风的命名仍不规范。这也是中医异病同治的典范。

　　南北朝时，我国较早的外科学专着《刘涓子鬼遗方》（公元499年）记载 “治白定方：树穴中水汁向东者，熟刮白定二三过……”。在外治方法方面主张清洁患处，增加局部血液循环，促进外用药的局部吸收的方法。

　　隋代着名医学家巢元方所着的《诸病源候论》中，首次提出白癜风的命名、病因病机，并对其症状的阐述较为明晰。主张白癜风的病因病机为“风邪搏于皮肤，血气不和所生”。说明至隋代，已经对白癜风的发生机制从理论上已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唐代，代表性的医学巨着《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弥补了《诸病源候论》有证无方的不足。 “白癜风，灸左右手中指节去延外宛中三壮”，《外台秘要》强调服药时 “兼食诸肺”，这一主张是祖国医学以脏补脏理论的写照，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代医学巨着《圣济总录》（公元1111-1117年），记有如“治白癜风方：杏仁去双仁不去皮尖……”等许多简便廉验的方药。

　　金元时期，对白癜风的论治似乎没有突破性进展，仍停留在验方诊疗的水平。如危亦林所着的《世医得效方》（公元1345年），主张用砒霜诊疗白癜风，这是继唐代始用剧毒药品诊疗皮肤疾患后将剧毒药品用于诊疗白癜风的又一记载。

　　明代王肯堂着《证治准绳》（公元1604年），记载制药时间“以月蚀之夜盛”的时间医学思想值得我们深思。龚廷贤着的《寿世保元》对白癜风的发病机制又有新的补充和完善。陈实功《外科正宗》（公元1615年）认为白癜风“总由热体风湿所侵”，诊疗主张“宣万灵丹以汗散之，次以胡麻丸常服……”的内外并举之法。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载方剂16余首，并对诊疗白癜风的药物进行了归类，对后世研究和运用药物诊疗白癜风病影响很大。

　　清代祁坤所着《外科大成》（公元1665年），记有许多白癜风外诊疗法。吴谦等编撰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公元1749年），主张白癜风“施治宜早，若因循日久，甚者延及遍身”。王清任的《医林改错·通窍活血汤所治症目》主张用通窍活血汤化裁诊疗，为中医论治白癜风又开拓了新的途径。